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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 鹏 程:科学主义与科学无关
发布时间:2020-03-04 阅读次数:

原文载于《衡水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科学主义与科学无关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关键词:科学主义;科学;生命哲学;哲学;哲学史;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0.02.001

作者简介:龚鹏程1956,男,台湾台北人,讲席教授,当代著名学者、思想家。

中图分类号:G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20)02-0001-04 收稿日期:2020-02-10


 

人总要生病了才晓得生命的可贵。

所以,生命哲学都生发在懂得回头之时。电影《一代宗师》里说“老猿挂印,回头望月”。

近世西方的崛起,第一步是14世纪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兴起,改革中世纪思想文化、挣脱神权的运动。

第二步是15世纪末开始的大航海时代,开始发展殖民主义。通过抢劫、占领、搜刮和贸易,从各地获得大量土地、原料、技术、劳力、金钱,逐渐赶上中国、印度和伊斯兰国家。

第三步是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资产阶级结合民众更近一步反教会、反封建。伏尔泰、卢梭、康德、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都出现于这一阶段。传教士和商人传播去的中国物品、思想、文化则形成了“中国热”,对启蒙运动起过不小作用。等于站在中国和阿拉伯的肩头又进了一大步。

第四步是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建立科技化、工业化、都市化的现代文明,渐渐睥睨一切了。代表思想家是黑格尔。

这几个阶段,都是昂扬的、充满力量的,前进、前进、前进进!

前进到世界各地的西方文明,尝尽了甜头,故一直延续这个旧的路向,政教分离、世俗化、理性化、工业化、商战、都市化、科技化,高举达尔文主义,进步再进步。

高涨的自信心,也使得民族主义爆棚,推动了国家权力的发展。英国、俄国、法国以及新独立的意大利、德意志纷纷进行殖民扩张,甚至巴尔干地区的新兴民族国家也加入抢夺帝国的行列,“新帝国主义”遂成为新民族主义的表现。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之侵略,就在这个时候。

可是,《马太福音》说了:“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在资本主义赚得盆满钵满、对外“我战则克”而贪得无厌之时,生命要回头看看自己了。

生命哲学乃于19世纪中期兴起。

他们反对黑格尔主义和自然主义,不满意启蒙运动以来所强调的“理性”,不满因果决定论,更反对机械科学观以及现代都市生活方式,认为这些都是对个性、人格和自由的否定。他们要从“生命”出发去讲宇宙人生,用意志、情感和“实践”或“活动”来充实理性的作用。他们并不反对自然科学和理性,只是这些经验或知识不全整,必须提高意志、情感的地位,才能穷尽“生命”的本质。

这一路思想常被归入广义“非理性主义哲学”中去。是的,叔本华、尼采都质疑柏拉图、康德。尤其尼采,强调“重估一切”,反对启蒙运动所提倡的理性、颠覆了西方的道德思想和传统的价值,揭示了人类面临的精神危机。所以雅斯贝尔斯说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给西方哲学带来颤栗。后来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杰克·伦敦、福柯、德里达等都受他影响,迄今未已。

生命哲学则对胡塞尔和主张“信仰意志”的美国哲学家W.詹姆斯等人均有重要影响,存在主义也是。他们都发展了生命哲学的观点。

还有一支,是德国哲学家W.狄尔泰和R.C.奥伊肯等人的生命哲学。

18世纪的史学,是启蒙主义式的,强调人类沿着一条直线(共同规律)进化。19世纪不然,有许多人改由“有机体”的观念去看社会与文化,有它自身的“发展”而并非都沿同样的直线(古代中古近代)进化。另有许多则屏弃考证,不想做历史真相的科学重建,而是通过理解、同情和体验建立人文科学,如李凯尔特、狄尔泰、布克哈林等。新康德主义者如W.文德尔班等人,也区分了自然科学与价值论(或文化哲学、精神科学)。

也就是说:沿用科学方法,不能处理生命问题。生命自有出路,要寻找到它自己的逻辑。

20世纪初,德国H.A.E.杜里舒(18671941年)的生机主义、法国H.柏格森的创化论,就是从这些路径发展出来的。试图从生命的进化或生物学的立场,为生命哲学建立自然科学的基础。说明生命是丰富的。

人类学也出现了一个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学派”,认为文化是有机体,有其“文化圈”。人属于文化、产生于文化。

诸如此类,不必再细说了。

总之,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期,是欧洲思想剧烈变动的时期,延续启蒙运动而开出了新的、批判性的、反对现代社会及现代性的许多枝条,延伸到现在。

艺术上的现代化,也起于19世纪中叶。由此发展到20世纪中叶,其谱系大概如此:

前印象主义18201870年;印象主义18701890年;后印象主义18801906年;塞尚18391906年;原始主义18801930年;野兽派19051910年;立体主义19071914年;未来主义19091919年;康定斯基/俄耳甫斯主义/青骑士19101914年;至上主义/构成主义19151925年;新造型主义19171931年;包豪斯19191933年;达达主义19161924年;超现实主义19241945年。

有人说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是现代艺术的理论基础。不一定!但在传统之外另开新局,非常明显。主要是想通过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社会之批判与不满来探索生命(虽然后来可能因追逐形式而遗忘了生命)。

由于回头了,所以也重新认识了东方,或开始从东方寻找生命的出口。

20世纪初,欧美诗歌仍是“对济慈和华兹华斯模仿的模仿”,故庞德及英国诗人托马斯·休姆、理查德·奥尔丁顿等人要反对它。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生命哲学成为意象派的思想基础。写法则受日本俳句和中国古诗的影响。先是模仿学习日本俳句,后来发现俳句源于中国格律诗。在他们看来,中国诗是纯粹的意象组合,如画挂于眼前。庞德又看到了孔子和汉字的魔力,对此崇拜不已。

俄国也一样。最重要的女诗人阿赫马托娃,也深喜中国诗,翻译了《离骚》和大量李白、李商隐的诗。

德国卫礼贤、福克等人,又把《易经》《道德经》《南华经》《论语》《孟子》《墨子》等都译成德文出版了,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广泛兴趣。表现主义诗人对中国诗也很推崇。汉斯·贝特阁翻译的《中国笛》、奥托·豪赛翻译的《李太白》诗选、阿尔伯特·艾伦斯坦翻译的《黄色的歌》等广泛流传。马勒的交响曲《大地之歌》、艾斯勒《反战》清唱剧,也采用中国诗。元杂剧也很吸引他们。克拉崩即曾翻译改编李行道的《灰阑记》。

说到戏,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当然十分重要。大家都知道他曾受到梅兰芳的影响。

布莱希特把戏剧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一类是反亚里士多德的。他想改革西方传统,所以取鉴于中国。

他之前就曾借助阿瑟·威利的英译本《中国诗歌170首》翻译了7首中国诗歌。翻译过程中,他对白居易“新乐府”“秦中吟”这类抨击时弊的讽喻诗非常认同。他作的《战争课本》等节奏不规则的无韵抒情诗,也明显带有《道德经》《墨经》的风格。

他的剧本,在谋篇布局上普遍吸纳中国戏曲连缀式结构、自报家门、题目正名、楔子、歌唱等元素,还常常以中国戏曲作品为蓝本。如,《例外与常规》套用张国宾《合汗衫》、《四川好人》用关汉卿《救风尘》、《高加索灰阑记》取材于元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用了四次:一是《人就是人》的幕间剧《小象》;二是在丹麦作的《奥登西灰阑记》;三是在瑞典作的小说《奥格斯堡灰阑记》;四是流亡美国时作的《高加索灰阑记》)。戏中还常出现一些中国思想,如《易经》、孟子、庄子、墨子等,尤其喜欢墨子。

电影方面。20世纪电影艺术的革命性进展,是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代表人物是苏联的爱森斯坦。

这种手法,来自他对汉字的理解。他曾经在著作中解释:汉字中的“口”和“犬”都是名词,各自有独立的含义,但是当把它们组合到一起时,便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动词“吠”。把它们展现在银幕上,“口”和“犬”的特写镜头剪辑在一起,自然使观众悟到那儿有一只狗在叫。这就是蒙太奇。

他也喜爱中国戏,1930年他去美国好莱坞派拉蒙公司拍片子时,就从查理·卓别林那里了解到梅兰芳。1935年梅兰芳去苏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出版《梅兰芳和中国戏剧》来迎接他,内即收了爱森斯坦《梨园仙子》一文。

看了梅的演出后,爱森斯坦以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名义,替他拍摄一部舞台记录片,剧目是《虹霓关》。拍摄手法,比梅兰芳在美国拍《刺虎》时还要复杂。爱森斯坦并将自己新出版的《电影造型的原则》论文送给梅兰芳。

在这种中西方合流的气氛中,辜鸿铭介绍孔子“春秋大义”到欧洲,才能有这么高的名望。

然而,欧洲当时这种气氛或思路,并未感染到我国。

20世纪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仍震慑于18世纪到19世纪初的“欧洲现代文明”中,思想仍集中于达尔文、卢梭、康德、黑格尔、洛克。以理性、科学、民主、建国、现代化为目标。

所有反对这些的欧美思想,我们都很忽视,译介传述甚少,即使介绍进来,如美国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也会被骂出去。所以辜鸿铭这类当时真正能理解欧洲的人,在我们这里才会被看成怪物、老顽固。梁启超去欧洲考察而写的《欧游心影录》则被认为是他保守、退步了。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阵营不同调的“学衡派”以及梁实秋、梅光迪、吴宓等都曾受教白璧德门下,深受其影响。在教育方面,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是干什么的?不就是反对德国形成的现代专技化大学工厂吗?可是我们就硬是学德国和“脱亚入欧”的日本,结果学成今天这个样,学生只会考试,不知自己是谁。

卡西勒、李凯尔特、狄尔泰、布克哈林讲的人文科学之逻辑,也没有人理会。文史研究界,到现在还在考据、写论文、还原历史真相,把自然科学方法普遍扣在人文及社会学上。

表现在对于那些对现代社会不满的西方现代艺术与诗歌,在中国更被称赞为是可以反传统、突破传统,可以表现现代人的生活与意识,有助于现代化上。

整体来说,我们拥抱现代社会。那些质疑、批判、反对现代的非理性思潮、生命哲学、人文主义、宗教、诗性与感性都是要排斥的。

当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丁文江曾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一部分是从玄学大家柏格森化出来的。”“西洋的玄学鬼到了中国,又联合了陆象山、王阳明、陈白沙高谈心性的一班朋友的魂灵,一齐钻进了张君劢的‘我’里面。”

把讲生命哲学、人生观的人污名化,恶称为“玄学鬼”的胡适、丁文江、陈独秀、瞿秋白等人,表现出的是科学吗?不是,是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唯一的知识,科学方法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正确方法。哲学、艺术、历史、宗教、道德和社会科学,要么应被同化为科学,要么将被排除,不存在也不该存在。

这种谬论,正是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

可是,这种科学主义的态度,从五四以来,一直是我们社会的主流意识。

他们不知道19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思想已有很大进展,故仍在康德、洛克、孟德斯鸠、黑格尔那里摸索;仍死抱着机械论、科学主义。自以为进步,整天骂别人是玄学,而其实早已落伍了。

现在,笔者不是要大家回头去学西方19世纪后期发展出来的那些生命哲学。只是,哲学即哲学史。从哲学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如何运动;人在面临现代化之癌时,其思考自救的方向。

西方哲学,由形上学时代,转到知识论时代,到19世纪20世纪间,许多人说有一个语言学的转向。其实不是的,是转向生命的探索。早期从语言讲生命,后来渐渐讲生命自身的经验、体验、精神、爱与美,然后再讲生活世界的生命。

这时,哲学才不是形上学的空想,不是知识论的架构、语言学的声响,而是真实的生活。

疾疫的世界、灾难中的生命,尤其值得珍摄。体而验之,验之以体,故无虚妄、无恐怖,远离一切颠倒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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